邓晓芒:中国的作家思想境界太受局限,又不爱学习,辜负了他们的时代
“我认为,凡是把文学建立在“反映”什么东西之上的文学观,都是陈腐的文学观。我不反对文学要反映什么,但我也不主张文学一定要反映什么,以为文学家担负着社会历史使命,要来反映某个历史时代和事件,这是对文学家的苛求,甚至是贬低。
文学要有更高的使命,它不是反映,而是开拓,对人心的开拓。当然有时候它需要借助于反映来开拓,比如写“文革”,这的确是一个对于开拓极为有效的题材,但也还有其他的题材。经历过“文革”的作家,即使只是面对一只狗,一朵花,甚至一种感觉、一种幻觉,也能够开拓自己的心灵。关键是你找不找得到那种感觉,那种全新的、以往没有人经验过的感觉。
这不在于你有多少社会历史经历,搜集了多少现实发生的故事,而在于你的心胸是否开阔和深沉,能够容得下人类各种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情感。用这种眼光来看,反思“文革”就不是一个要为历史做结论的事,而只是一个深入自己内心的契机。
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与底层百姓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就是代表底层“为民请命”的士大夫,本身出身农家,靠苦读走出山村,载负着乡亲们的嘱托而为天下国家谋利益。而他们为之服务的对象,往往是极其愚昧昏庸,缺乏素质的,但只要是大权在握,知识分子只能无条件服从。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知识缺少高贵意识,这些知识只是政治实用的工具,不被权力所用则毫无用处,叫做“怀才不遇”。像孔乙己这种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连老百姓也是看不起的,他们自己更看不起自己,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们对世俗权力有种本能的膜拜。
西方知识分子则自始就有一种高贵意识,他们自认为是和神直接打交道,对世俗权力有种不屑。而他们唯一能够与神沟通的就是他们的内心灵魂。所以,他们的反思是摆脱了一切外界世俗目的干扰的自我拷问,一切外界环境和外部命运都成为了这种内心拷问的刑具。今天,我们很多自称为独立知识分子或自由知识分子的人其实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更不用说一般的作家们了。大部分中国作家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在官方眼里怎么样,在官方媒体中的排名怎么样;一件是在老百姓眼里怎么样,书卖得怎么样。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半不是媚上就是媚俗。”
—— 所以,我该写点什么?为了赚流量、赚钱,怕是需要些大家喜欢的东西才好吧?好像不是一件好做的事。